劉剛

他來到了歷史的拐點上

對于一代王朝來說，中國大航海，沒有比鄭和下西洋更為重要。首先，是那天朝上國的派頭，通過大航海，統(tǒng)統(tǒng)都表現(xiàn)出來了。

漢唐盛世，那兩個王朝的馬上功夫，后世已然不見了，明軍北伐，收拾蒙元殘局，只要過了長城-陰山那一線，也就收拾不動了，說到底，還是馬力不行。馬力不行，那就修長城，用長城來表明天朝上國的身份，秦漢以后還沒有哪一個王朝像明朝那樣修長城，以至于我們今天所見的長城都是明朝修建出來的。

但是，修長城的國力是有限的，馬力達不到的地方，長城又豈能修到？陸路受阻于刀兵，那就改走海路，馬力難及西域，而航運能至，故有鄭和七下西洋矣。

蒙元大一統(tǒng)的舊觀，大明無能恢復全部，因其馬力所限，難以接踵蒙元舊蹄，故陸路大半放棄。而于海路進取，耀兵西域，較之陸路遠征，成本大大降低。

蒙元尚武，多在陸路，靠馬力征服，其于海路，則循南宋時的慣例，以民間通商為主。而大明則反之，對于民間海商，實施海禁，且兵臨西洋，宣示威權。故明下西洋，非海通之謂也，此乃肅清海域，為海禁之實施也。

若謂汪大淵為海通之民間代表，那么鄭和則是海禁之國家代表。

而所謂“海禁”者，其欲以秦制治海，以中央集權直轄海域，坐實海疆也，如此帝王抱負，實乃空前之舉，一個海洋帝國的宏圖，在開國之初，如同日出。

然此宏圖，又與大明秦制格格不入，何也？秦制宜于“書同文，車同軌”的成熟國度，不宜于開疆拓土，故大明之于南洋、西洋，盡管有著偉大的戰(zhàn)略抱負，但在制度安排方面卻明顯水土不服，大張旗鼓下西洋，結果如何呢？白白跑了七趟。開了七朵天朝上國的浪花，卻沒能結出一個真正的海權之果。

究其根源，就在于秦制所限。當時若能并用周秦之制，沿海用秦制——郡縣制，海外用周制——分封制，以此一國兩制治南海，恐怕南海也要變成中國海。

明初，太祖有“片板不許入海”令，但成祖還是讓鄭和下西洋。此舉之緣起，或曰尋建文帝，或曰朝貢貿易，或曰從戰(zhàn)略上制衡西域，言非無據(jù)，然所見小矣。鄭和下西洋之壯舉，本不亞于漢唐之通西域，那時，東西方同步發(fā)展，各有其航海時代，歐人航海，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中國人航海，使南洋成了“中國海”。沒有海權夢想的民族，豈能擁有航海時代？朱棣以帝王而有海權夢想，為“中國海”開張。

朱棣是一個偉大的戰(zhàn)略家，能證明這一點的，不是他內戰(zhàn)內行，在王朝爭奪戰(zhàn)中成了帝王，也不是他萬騎競發(fā)，雄視大漠，橫掃蒙古高原，這方面，他還比不上漢唐盛世的帝王。他史無前例，超越漢唐帝王，就因為他有海權夢想。沒有海權夢想，哪來鄭和下西洋？擺天朝的譜，何必下西洋。漢唐以來，朝貢貿易無數(shù)，又何曾“下西洋”？

宋朝向海洋發(fā)展，但宋重商，雖重視海外貿易，卻不知還有海權。可朱棣要海權，命鄭和率兩萬七千余人的龐大艦隊，下西洋，亦貿亦戰(zhàn)。馮承鈞撰《中國南洋交通史》說，明以前，稱南海、西南海者，明時，都已改稱為東洋和西洋了。馮著引《明史·婆羅傳》云：“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因此，婆羅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然而，馮注《瀛涯勝覽》，又以蘇門答臘和爪哇為分界，指出“當時所謂之西洋，蓋指印度洋也”，“以爪哇以西之海洋為西洋”，而蘇門答臘“乃西洋之總路”。

由此可見，鄭和下西洋時，東洋已屬中國內海，西洋才是新世界。

那時，“下西洋”的起點，不在中國東南沿海，而在蘇門答臘島。蘇門答臘和爪哇以東，包括臺灣和琉球，都屬于東洋，都在中國海范圍內，在此范圍內，鄭和可以立國王，出了這個范圍，才是“下西洋”——進入了印度洋。

鄭和七下西洋，打了兩仗，都打在蘇門答臘島上，因為，下西洋的關鍵，就是控制這個島，并以此為據(jù)點，進取西洋。但他本人還有朝廷，都沒想過要在此地殖民，像漢唐那樣，設個西洋都護府，更沒想過用周制封邦建國，為開拓海疆者封侯封王。

或曰鄭和下西洋，乃做賠本生意。此言差矣，賠本的生意，最多做一次，哪能一連做七次？鄭和沿途賞賜，表面上維持朝貢貿易，實則以貿養(yǎng)戰(zhàn)，以貢助戰(zhàn)。

一支兩萬七千多人的海軍，長年累月，游弋海上，需要多少給養(yǎng)？食物和淡水不可能全帶來，沿途采辦，除了靠支付手段，如瓷器、茶葉等，還要靠制海權。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遠征軍，開辟了中國海權時代。遺憾的是，鄭和率領的中國艦隊，到過紅海，卻沒有進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陸東岸南下，臨近好望角，卻未繞過好望角奔向大西洋，其所經(jīng)之域，皆以宋元海圖，他畢竟不是哥倫布。

哥倫布是航海家，鄭和不是。哥倫布是新航路的開辟者，鄭和則是沿著成熟的航路航行的國家使者。哥倫布可以自由航行，自己做主，鄭和不行，他的整個航行，必須根據(jù)既定的海圖，不能偏離亞非大陸，這不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航海經(jīng)驗不足，更是基于制度，制度規(guī)定了他的航行路線和去處，其自由度，比汪大淵已不如，更別說哥倫布。

在秦制的安排下，他怎能成為航海家？同樣到了好望角，他只能掉頭回去，可葡萄牙人達伽馬一拐彎就過來了，從大西洋進入印度洋，終于找到了通往中國的路，用那雙征服了“殺人浪”的手，伸向取之不盡的東方財富，從此，風暴角變成了好望角。

此為東西方運會轉折點，大明航海時代及其海權思想，從此衰落。

歷史的轉折需要地圓說

盡管如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11冊之所言，那時“明代的水師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亞洲國家的任何時代都出色，甚至較同時代的人和歐洲國家，乃至于所有歐洲國家聯(lián)合起來，都可以說不是他的對手”，但我們還是要說，鄭和落伍了。

落伍沒有表現(xiàn)在大航海的國力上，據(jù)李約瑟言，永樂朝，有船3800艘，其中衛(wèi)、所戰(zhàn)船1350艘，南京有主力船隊400艘，海有運糧的槽船400艘，此外，另有遠洋寶船250艘，每艘船上人數(shù)，按照不同時期，從450人增至690余人不等，在最大的船上，則有1000余人，另外，尚有300艘商船作為輔助，以及其他作為傳令船和警船的小船無數(shù)……這樣的一個航運體量，對于葡萄牙那樣的一個小國來說，無疑是巨無霸級別的。

對此，李約瑟沒以輕重分，沒做大小論，他認為，那是個“中國人的世紀”，也是“葡萄牙人的世紀”，為什么這樣說？因為一個代表過去，一個代表未來。中國代表過去，代表了東西方千年海通，葡萄牙代表未來，繞過好望角，一定要前往中國。

當鄭和率領艦隊巡弋非洲大陸東海岸時，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船隊正在非洲大陸西海岸航行，那位亨利王子的船隊跟鄭和的艦隊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但他卻比鄭和多了一樣東西，那就是海洋學校。那學校，是由他捐資辦的，為大航海時代的到來，預備了一個最早的教育體系，以之來啟發(fā)和培育葡萄牙人的航海之魂，據(jù)說，他有一件威尼斯總督的贈禮，那是一本關于中國的書籍，也就是馬可·波羅講述的故事——《馬可·波羅游記》。

而鄭和就沒有這樣一個目標，也不知該往何處去，從太平洋到印度洋，那里原來就有個天朝上國的老底子，他要做的就是修補千年老例，重新維系老底子。

歷史沒有提出新目標，他也就沒有新的追求，他在印度洋要解決的問題，都是些歷史遺留問題，諸如天朝上國的尊嚴與威嚴，還有海緣與地緣互動的國際政治，這些都是他要留意的，他的腦袋里無論如何不會冒出這樣的問題：大地是圓的還是方的？

然而，正是這個問題，深刻地改變了歷史。同樣來到好望角，有過這問題，同沒有過這問題，選擇是不一樣的，一個問題的差距，決定了后來數(shù)百年的歷史。

陳延杭《中國與葡萄牙的航海和造船技術交流》一文指出，鄭和的宇宙觀念，還是那個“天圓地方”的老樣子，所以，來到好望角，就以為是“際天極地”。文中，他還特別引用了明人羅懋登《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其中，講述了鄭和艦隊到達天方國時，那里的國王對他講，我的國家就是西海盡頭，前方再無國土。這樣的話，我們聽了是不是有點耳熟？想當年，安息人對東漢使者甘英不也是這么講的？現(xiàn)在阿拉伯人又對鄭和這么講了，鄭和當然不會相信，令其艦隊繼續(xù)往南，向西而行，但“只見天連水，水連天”，“陰云慘慘，野霧漫漫”，“朝不見日，暮不見月，不見星宿，不辨方隅，一丈之外，就不見人”，接下來，前哨船就撞在了陡崖上，在大地的盡頭，“大小寶船一齊收住”，再往前去，就會從大地的邊緣掉下去，那下面，當然就是“陰曹地府”。

這雖然是通俗演義，顯得很離奇，但鄭和的腦子里，肯定也少不了這些東西。類似的東西，歐洲人也有，甚至更為離奇，所謂“黑暗的綠海”、“魔鬼之國”等，就在那里等著人去，基督徒一旦進入，出來時就會變成黑人，總之不是個人的去處。可歐洲的情形，那時正在發(fā)生變化，變化是文藝復興運動帶來的。通過文藝復興運動，歐洲人重新認識了古希臘，古希臘人的地圓說，解決了近代歐洲人大航海的根本問題——全球化。

我們知道，世界上最早證明大地是圓形并提出地球概念的人，是公元前的古希臘人，先是由畢達哥拉斯提出，接著，又由亞里士多德作了三點證明：一是北極星證明，他指出，越往北走，北極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極星越低，這是在球面上觀察才能看到的現(xiàn)象；二是航船證明，何以遠航的船只，先露出桅桿頂，慢慢露出船身，最后才看得到整艘船，這顯然是在球面上航行；三是月食證明，月食時地球投到月球上的形狀為圓形。

在地圓說的基礎上，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人，在哲學上，形成了地心說，用天圓和地圓的同心圓范式，構造了一個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后來，這個同心圓，又被基督教利用，結合神創(chuàng)論，被改造成為支撐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的神學宇宙觀。

與古希臘人大約同一時期的中國人，也就是那些先秦諸子們，他們通過對天地的觀察，也曾有過類似古希臘人的地圓說的思想，其中，如慎到就認為，天體為球形，沿著傾斜的極軸而轉動，曰“天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還有惠施，也提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這樣的觀察方式，同亞里士多德相似，但著眼點有所不同，惠施著眼于天地山川，亞氏著眼于星辰大海，得出的結論卻是一樣的。惠施說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就把天和地當作同心圓了，既然“天地一體”，那么天圓，地也就圓了，而這樣一個天地同心圓，又被后漢張衡“渾天說”，概括成為雞蛋模型，其地圓也就是蛋黃。

但這種地圓說，在中國，不像在歐洲，沒有成為主流，成了主流的是“蓋天說”，也就是“天圓地方”，對于“天圓地方”，曾子有過疑義，在《大戴禮記》中，有“曾子天圓”一篇，學生問他“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他先是這樣回答，“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謂之圓，下首謂之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

連四個角都蓋不住，看上去，有著明顯的缺憾，可為什么還要說“天圓地方”呢？那是因為他聽孔子講過“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由此方圓，而有幽明，明吐幽含，而分內外，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而陰化，故神靈出，“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由興作也”，從宇宙論到政治論，一個體系就完成了。

曾子對孔子之教的捍衛(wèi)，很有點羅馬教會對于地心說的樣子，明明感覺到了哪里不對，比如天圓地方，看上去似乎有缺點，但他也不會因此而改變，不會從“天尊地卑”改到平等主義的“天與地卑，山與澤平”上去，不會使“天圓地方”的等級安排，被自然主義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所替代，更不會讓天地繞著傾斜的極軸旋轉。

曾子的態(tài)度表明，制度恒久遠，而觀察是暫時的，制度安排，不會因觀察而改變，反倒是觀察方式，要順應制度安排因時而變，以符合所謂“政治正確”，這就如同董仲舒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需要改變的是你的觀點，這方面曾子是個榜樣。

就這樣，從孔子到鄭和，腦子里只有個“蓋天說”，把思想給蓋住了，鄭和沒能打開思想上的蓋子，讓思想在“天圓地方”的觀念的籠子里，像包子一樣被嚴密的包裹著，所以，當大航海時代即將到來時，他作為一名先驅者，反而裹足不前了。

而地圓說，則剛好適應了大航海的需要，思想引導行動，觀念決定行程，當鄭和在“天圓地方”的思維定式里趨于極限時，西方的后來者們，卻懷抱著“地圓說”的信念出海了，哥倫布堅信橫渡大西洋從相反的方向同樣能到達中國，就因為他認定大地是圓的，而麥哲倫就更是用大航海的實際行動來證明大地是圓的，世界就是個地球。

他們雖說是鄭和的后生，但他們都不知道鄭和的存在，盡管鄭和在東方影響很大，對他們卻沒有任何影響。那時，東方的歸東方，西方的歸西方，印度洋和大西洋，被歐亞大陸和非洲大陸隔離了，當他們從地中海進入大西洋時，他們的先驅，當然就不是鄭和，而是與鄭和巡航印度洋同一時期探索大西洋未知海域的葡萄牙的亨利王子。

假如他們，還像他們的前輩古羅馬人那樣，海陸兼行，從地中海經(jīng)由紅海或波斯灣來到印度洋，再前往中國，他們就會或多或少感受到鄭和的存在，而他們本身，就會被湮沒無聞，成為歷史上無名之輩，而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要求他們成為巨人。

他們能成為巨人，是因為立足于一位文藝復興時代王子開明的肩膀，這位王子，不但是預言大航海時代到來的先知，還是部署了大航海時代到來的先驅。

他就是那位亨利王子——葡萄牙國王若昂一世第三子，生而星占曰：其安身立命者，征伐與發(fā)現(xiàn)也。故其幼習兵藝，博覽文藝，講究工藝，且深諳政術，而終極于信仰。他終身未娶，猶如僧侶，畢其一生，探索未知地域，并把基督教帶到那里。

羅馬教廷信任他，任命他為托馬爾基督會院圣殿騎士團大統(tǒng)領，管理騎士團財產，允其將騎士團收入用于航海和探險，惟一限制，是不許動用不動產。

亨利王子的貢獻，并非作為船長，親歷波濤，身入險境，一如其身后那些光芒四射的航海家，但他卻是大航海時代的規(guī)劃者和設計師，他遠離宮廷政治，獨自跑到歐洲最西南端的天涯海角——薩格里什去，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航海學校就設立在此。

一個人跡罕至的荒村，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成為了大航海地標，他在這里，目送船隊出海，歡呼航海歸來，直至去世。1836年，此地出土一石碑，上面寫著“偉大的亨利王子在此建立了一座宮殿、著名的宇宙學學校、一座天文臺和海軍兵工廠”。

在他的資助下，葡萄牙人結合中國航海技術和阿拉伯造船技術，對原來在地中海航行的歐洲船只做了改進，造出宜于大西洋探險的船舶——卡拉維爾帆船。這是一款新型帆船，較之當時另一款“卡瑞克帆船”，其噸位、體量、火力，當以微縮版視之，論商戰(zhàn)合一，卡瑞克帆船是絕對主力，或可與巡航印度洋的鄭和艦隊一較高低，只可惜二者未能相遇，若相遇，中國近代史就不會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